王叁壽認為，2016年是大數據與傳統信息化廠商的決戰之年

2016年——“十三五”規劃綱要實施大數據國家戰略的第一年，王叁壽認為，也是大數據與傳統信息化的分野轉折點。

2016年，在九次方大數據創始人王叁壽看來，是中國信息化進程的一個重要轉折點，它標記了大數據與傳統信息化的顯著分野。

回顧20世紀末興起的一波波信息化潮涌，在當前這一時刻更能清晰地看到，中國多年來孜孜以求的“信息技術被高度應用、信息資源被高度共享、人的智能潛力及社會物質資源潛力被充分發揮、個人行為連同組織決策和社會運行趨于合理”的信息化構想，在大數據作為國家戰略首次寫入“十三五”規劃之年，跨越式地拓展了實現的路徑，這種突破和顛覆給真正意義上的信息化帶來了曙光。大數據與傳統信息化服務的角逐日趨白熱化。

角逐之間橫亙著一條數字鴻溝

十年前，中國對信息化發展之路明確作出戰略規劃，發布了《2006-2020年國家信息化發展戰略》，彼時大數據尚未登上中國的歷史舞臺。而2016年之所以具有劃時代意義，正在于經過了信息技術的日新月異，2016年3月，大數據國家戰略明確寫進“十三五”規劃綱要;國家更應信息化呈現出的數字化、網絡化、智能化等新特征，在同年7月公布《國家信息化發展戰略綱要》，這份綱要被解讀為對《2006-2020年國家信息化發展戰略》的發展和調整。

在全新的時代背景下，“互聯網+”、“大數據+”被賦予全新意義，一場數據變革、甚至思維變革悄然發生。大數據滲透至農業生產、工業制造、交通、醫療、金融、教育等傳統產業以及政府機構內部：

信息化服務的受眾企業正經歷著從“生產主導”向“用戶主導”的轉變，政府機構則從“電子政務”全面迎接政務數據的開放、共享。

供給側向需求側轉變的號角已經吹響，拘泥于解決財務系統、銷售部門、辦公系統等單一、局域電子化需求的傳統信息化廠商，被“數據價值”阻攔在外，傳統信息化不能解決數據與數據的碰撞和價值激發。

王叁壽說，大數據與傳統信息化的區別在于，大數據能夠實現預警、預測、決策和智能分析。大數據解決方案一站式地實現了企業、政府需要的數據采集和數據挖掘分析功能，它不依賴傳統信息化軟件作為基礎，因而它不是改進，而是對傳統信息化產品與服務的顛覆和全面替代。傳統信息化服務后續難以解決的數據“孤島”問題、數據靜態化無法盤活利用、無法結合外部多元數據等問題，在大數據面前迎刃而解——這正是大數據技術自身稟賦決定的天然優勢。

決戰打響 DT時代新常態

大數據時代((Data Technology)已經到來，一條華麗的分割線無形地存在。傳統信息化廠商在這場面對新技術的決戰中，勢必式微。

2016年，以九次方大數據為代表的大數據公司全面沖刺本土數據源開發應用，并已經將合作觸角伸向“一帶一路”沿線馬來西亞等友邦。九次方大數據應對中國80%數據源分布在各級政府部門的中國數據特質，與全國40余省市的國有控股平臺架構了大數據公司，力主大數據應用服務與數據資產運營，通過大數據挖掘分析、大數據清洗、數據建模與算法等新技術與政務數據資產的結合，變現4000余個政府大數據應用場景，覆蓋醫療、金融、安監、質檢、旅游、農業、環保等30多個應用領域。

讓大數據真正落地，讓大數據落實在“應用”上。智慧城市、信用城市……大數據讓社群生活中衣食住行的更多行為軌跡化，成為協助政府社會治理決策、企業生產預警預測的數據資產。各類制成品更契合市場需求，公共服務則變得更人性化、更體貼，個性化的需求將決定產品的生產者、服務的提供者的行為選擇。而來自社會各領域的微妙變化，將促成經濟結構的優化，資源被適時、適度地配置到更需要的領域，過剩的產能得到消化釋放的時間、空間。

《2006-2020年國家信息化發展戰略》發布之時，世界已呈現出大數據興起的端倪：谷歌在2003-2006年陸續推出GFS、BigTable和MapReduce，被稱為大數據技術的“三駕馬車”。

十年后的2016年，大數據技術已不可同日而語。在面對這場科技領域全新的世界競爭時，中國，國家與市場力量實現了更深程度的聯合。數字化趨勢銳不可當，傳統信息化廠商的市場空間無疑將讓位于大數據新業態。